独立自主，言出于心，无所顾忌，各是所是，各非所非，爱其所爱，憎其所憎的文艺批评是有的；坚实的文艺批评家是有的，可惜人少言微，几乎淹没在帮忙帮闲的滚滚潮流里。
先是呼喊宽容。宽容是好的。然而，一时出于政治考量，出于对运动的恐惧，出于对“左”派的憎恶，竟向文艺批评要求宽容，向一切人要求宽容，而且把笔尖指向鲁迅。鲁迅有《论“费厄泼赖”应该缓行》，于是一反其道，倡言“费厄泼赖”应该实行了。
这显然脱离实际。所以我们看到连倡导者们也时时与人“过几招”。问题在哪里呢？很简单，人非木石，心非古井，人性决不能如道家所设想的恬淡，而文艺批评，尤其必须有好说好，有坏说坏，批评本身，固有着是非的标准，爱憎的尺度。而且，必须具有相应的眼力与笔力。“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”“七品官耳”的大画家郑板桥说得好：“搔痒不着赞何益，入木三分骂亦精”。这才是文艺批评的本色。文艺批评家不是和事佬，不是老好人，无论为了金钱，为了友情，为了义气，而牺牲自己的主见，于人于己，于公于私，都是害多利少，甚至有害无益的。
向文艺批评家要求宽容，充其量不过是要求他像维护自己的批评的权利一样，维护他人的批评的权利；而不是放弃是非，放弃爱憎，放弃对艺术的批评。
宽容原是指向法律的。要求“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”，自然包括作为文艺批评者的公民也是“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”。只要不违背宪法，不违背法律，谁也不能“横加干涉”，谁也不能在文艺批评之外，攫取“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”，否则是违反“依法治国”的原则的。法律的优良和执法的公正才是文艺批评“宽容”的真谛。也才能保障文艺批评在“宽容”中较量、角斗，一比高低，一决雌雄，“俱分进化”，向前发展。
也许与倡导宽容无关。只是大量文艺批评的确蜕变为新闻炒作，欺世广告，帮忙与帮闲的玩艺儿。眼前的一个事实，是对贺岁片《甲方乙方》的赞扬。批评家对影片本身不看一字，唯一张扬的是在北京卖得两千万元的票房，连如此叫座的原因，也即影片为什么能这样娱乐观众也不屑分析，也即批评，连痒也不搔，且不说搔得着搔不着，有什么益处呢？卖钱就好，不过是商贾的批评罢了。而这一次，竟只是北京的商贾。据《济南时报·文化周刊》2月22日的专版报道，《甲方乙方》在上海“只卖得二百万元的票房”；在济南，“历城影院初一上午正式推出此片，……百人小厅未满一半。原定放映六天的计划只放映了三天只好草草收场，这期间，有几场观众仅十余人，用影院管理人员的话说‘还不够电钱的’。”“2月17日上午，笔者来到大观（影院），虽然门前有着‘火爆、火爆，《甲方乙方》京城票房千万’的宣传，虽然那宽大高级的银幕上葛优在大逗其乐，可七百座的大厅里却只在中间坐了一小撮，有三四十人。”这样看来，即使商贾的批评，眼光也不出京畿，不是太短浅太狭小了一点么？
文艺是多种多样的，文艺批评理应多种多样。无论哪一种哪一样，既然叫做批评，循名责实，只能是独立自主，言出于心，无所顾忌，有自己的是非，有自己的爱憎，有自己对人生的体认，有自己对文艺的见解，有好说好，有坏说坏，倘若甘于帮忙与帮闲，借用一句老话，“固主上所戏弄，倡优所畜”罢了，这是什么文艺批评家！
